李洪志操纵我违法犯罪
我从小体弱，大病不怎么犯，小病却不断，加上生活中的其它烦恼，令我对人生失去了信心。虽然并不缺少亲人的关爱，但我总为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迷茫、痛苦。我渴望身心的解放。
1997年7月，我经人介绍接触了“法轮功”。随后，被其宣传的祛病健身、神奇传说、修炼理论所吸引，自以为找到了解脱的良方。从此，我全身心地投入一项前所未有的活动——修炼“法轮大法”。每天上班、做家务、“学法”、练功、“弘法”，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。这样，天天忙忙碌碌，一方面坚持练动作，一方面接受《转法轮》中关于“真、善、忍”、“一举四得”、“业力的转化”等论述的心理暗示。我自觉过得很充实。由于相信有李洪志的“法身”保护和“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”的说法，我不再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危，认为只要照着李洪志说的去做，就可解决问题。更吸引人的是，还可成佛成道，从而脱离人间苦海，到李洪志描述的“天国世界”过大自在的日子，想要什么，想吃什么，伸手即来，这多诱人啊！为此，修炼“法轮功”就成了我生命中的头等大事，一切为此让步。渐渐地，我与外界的交往越来越少了，加上受李洪志贬损人类道德说教的影响，不屑与自认为“品味低下的常人”深交，慢慢疏远了社会，变得离群索居。又受“法轮功”“不二法门”的束缚，我对“法轮功”以外的一切知识、书籍不感兴趣，也少有问津，越来越把自己封闭起来。
李洪志有关于病的论述，他说“真修弟子没有病”，如果身体不舒服，那是在消业，吃药就是把业力往里压，将来还得翻出来。他还说，修炼的人一旦认为自己有病，起码在这个问题上，心性就降到常人这一层次上去了。这些说法，在我的思想中扎下了根，有一次，我发高烧到40多度，腰疼得直不起，出现严重的尿急、尿频、尿血的症状。我爱人见了，很为我担心，要为我治疗。我一听急了，立即制止，还责怪他干扰我修炼，存心让我消不了业，让我掉层次。幸好，我经受住了痛苦的煎熬，侥幸挺了过来。如此遭遇，不只一次。
此时，我认为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因病拒医死亡是个人心性的问题，不能算在“法轮功”头上。为了“消业”，为了“不掉层次”，害怕“圆满不了”而苦苦硬撑。
1999年7月22日，国家取缔“法轮功”非法组织后，我内心很失落，总认为自己在按着“真、善、忍”努力实践，几年来热衷的修炼之路突然受阻而不能找到一条可靠的道路走，我陷入了迷茫、伤感之中。几经思量，我还是抛弃了国家政策、法令而选择了“法轮功”，继续看书、练功、外出交流。今天想起来，自己的人生观、世界观太欠缺了，只站在个人角度上，维护自我观念和利益，古人尚且有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胸怀，而自己声称是好人，却一马当先为个人，哪管国家荣与辱、兴与衰？因为李洪志说了，“叫你不练，你就不练了，你是为他修的吗?”还告诉大家说，“有弟子说：‘怕什么，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。’修得怎样一目了然。”李洪志的这些说法，为我的个人主义打了气。
2000年初，一些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到我家中，与他们的交流和明慧网的资料再次激发了我盲目维护李洪志及“法轮功”的冲动。2000年2月，我准备进京“护法”。我不忍伤害亲人、单位领导，不忍心影响社会安定，可我又把维护“大法”看成头等大事，我陷入了艰难的矛盾冲突中。李洪志说：“作为一个修炼人，要放下人间的情。父母之情、儿女之情，都是情，这个情不断，就修不出来。”在我的心目中，李洪志是无比大的佛，他能为我演化功，保护我修炼，使我脱离人间苦海，到向往的天国世界过大自在的日子。于是，我毅然到了北京，结果被遣送回当地拘留了1个月。在此期间，各级领导、亲朋好友给了我极大的关心、帮助，善良的本性使我不忍再伤害所有的人，因此，我表示遵守法律法规，不再练“法轮功”了。可由于我对“法轮功”的邪教本质毫无认识，回家后心里仍放不下，继续学“法”练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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